相对面教育同步相对面教育备考资料信息：2024年国省双考公务员备考:07-06每日一练:言语理解与表达之主旨概括。更多关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安徽公务员考试，安徽事业单位备考，安徽公务员考试资料等相关资讯，请关注相对面教育的备考资料，以及安徽相对面教育(www.xduim.com)官网和考务咨询热线(0551-63644001)，获取更多招考信息和备考资料。

言语理解与表达之主旨概括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46—50题。
记忆是一项原理复杂又十分个性化的生理活动。①记忆的形成机制尚没有确切的结论，如何衡量记忆的效果也是众说纷纭，更不要说对何时的记忆更高效进行判定和解析了。②无论我们记忆的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段旋律，都离不开相关神经元的活动。区别只在于有哪些神经元参与，有多少神经元参与，以及神经活动的频率高低等。当足够多的电活动使神经元开始形成稳定联系后，相关的记忆便得到巩固。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的活力、体内激素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记忆的形成。④
 
虽然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但总会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合适的时间，便是记忆相对高效的时间。而身体状态随着时间呈现出周期性调整，这是生物体存在节律性的一种表现。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三位研究“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人类用上百年的时间证明：生物体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进展，受到内源性的调节。这种24小时的生物节律，完全是因为在生物体内有若干蛋白呈现周期性的相互作用。
 
记忆是一种生理功能，它的形成和巩固，需要相应结构的配合。功能依附在结构之上，结构越合适，功能便越强大。但是，究竟什么影响着记忆力呢？这完全因人而异，比如，充足的睡眠、愉快的心情、强烈的刺激，甚至是之前的学习基础，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另外，人体内存在着一种自主性的生物钟。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不会对这套机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套自主性的生物钟，只是影响记忆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并不能一刀切地宣布，什么时间是记忆最好的时候。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想要知道自主性生物钟对记忆的影响，需要先把其他所有因素都排除掉。被试者必须完全均一，不能有个性化的情感，不能有个性化的认知，也不能有个性化的饮食。这显然很难做到。
 
对记忆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生物钟究竟影响了多少记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测试结果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有关，也可能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做同样的学习，过一段时间比较效果，用这种方法摸索出适合自己记忆的方法。

1、本文可用于反驳以下哪项观点：

A、早晨记忆力最好

B、幼儿阶段是一生中记忆最强的

C、人们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

D、重复有助于强化记忆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2、文章举唐代“封驳”的例子，是为了说明：

A、监察制度历史悠久

B、君权受到一定约束

C、唐代各部分工明确

D、纠错机制逐渐出现

英国皇家证券交易所创建者托马斯•格雷欣在450多年前阐述了一种货币替代现象：在金属货币条件下，当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成色和重量足值的金属货币即良币将逐渐减少，而不足值的金属货币即劣币逐渐增加，形成良币退藏、劣币充斥的现象，这被称为“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种现象在金属货币时代不断上演，是政府苦心防范的难题，亦可视为金属货币的流通规律，还预示着纸币对金属货币的取代趋势。
 
纸币最初是金属货币的符号，规定其单位纸币的含金量。随着实体经济高速发展，贵金属的开采无法适应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加之金属货币在使用时有诸多不便，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各国流通的纸币最终与贵金属彻底脱钩，独立承担起货币职能。这标志着维持经济运转数千年的金属货币及同贵金属挂钩的兑现纸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各国乃至国际货币进入了现代信用（不兑现）纸币时代。纸币自身的成本与其代表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纸币完全是靠国家信用和经济实力发行的。纸币购买力同发行量成反比，超量发行的纸币必然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制裁。因此，在现代信用纸币条件下，“格雷欣法则”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劣币驱逐良币”变为“良币驱逐劣币”。
 
在现代信用纸币制度下，大凡能在国际上扩张进而成为国际货币的货币都是良币，有三大特征：一是币值的内外稳定性，即货币的保值和升值效应；二是广泛的国际流动性，即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广泛使用；三是具备国际储备功能，即能够保证国家经济和币值安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产生辐射效应，人民币金融版图开始向周边扩张，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区域货币。需要指出的是，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在现代信用纸币“良币驱逐劣币”规律的作用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以该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进而使其货币币值长期稳定为支撑的，否则，货币国际化就会是________。人民币若想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极，成为国际区域货币乃至国际货币，必然始终保持良币状态，即保持币值稳定，维持汇率均衡，避免货币过度贬值和升值；既要防范货币贬值引发资本疯狂外流的货币危机，亦要防止货币高估对经济竞争力的损害。而防范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冲击的根本措施就是币值稳定，只有币值稳定，人民币才会具备国际流动性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币值稳定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货币政策维持的；广泛的国际流动性和国际储备功能是依靠货币信用、货币持有的规模和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维持的。做好内功，保持自己在全球诸多现代信用纸币中的良币本色，这应该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根基，也是人民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3、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

A、“格雷欣法则”失效的历史背景沿革

B、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的前提和要求

C、纸币独立承担货币职能所带来的风险

D、金属货币在现代金融秩序中的独特价值

有人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①）。人性的弹性有多大，政策的松紧程度就有多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的“理性行为人”在很多情况下都过于理想了，人的行为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数字可（②）的。要了解现实中的人性有什么特点，恐怕得求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an Ariely教授在自己学校的本科生中做了个实验。学生宿舍的过道里有个公用冰箱，Ariely在里面放了一排罐装可乐，又在旁边放了一个盘子，上面有几张一元钞票。宿舍门口的自动售卖机里也有可乐，每听一元。过了几天，放在冰箱里的可乐少了好几罐，盘子里的钱却没动。拿可乐的学生明显知道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原则上算偷，但他们只偷可乐不偷钱。
 
乍一看很奇怪，一听可乐和一元钱的价值不是相等的吗?正是这点小蹊跷，说明人们在衡量价值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在金钱价值之上再附加一个“道德价值”。偷可乐没什么大不了。偷钱就是道德问题了。
 
那么欺诈呢?也有不由自主的道德界限么?Ariely为此设计了一个“作弊测验”。他让受试者在很短时间内做20道难题。到时间后报告自己做完了几道。他故意制造了一些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安全”作弊。作弊者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而谎报题数。这些人都不知道别人完成的情况。Ariely统计了一下，在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大家平均能完成的题数是4道，而谎报者平均在6道左右。多数谎报者都只往上加了两三道，没有一个人谎报20道的。这个结果也很有趣，有机可乘之时大多数人都会撒点小谎，但也都会自我约束，不把谎撒得太离谱。
 
这意味着，人们确实难抵诱惑，但也不轻易越界。也许这两个例子还没法直接证明偷可乐和谎报成绩的人是在遵守道德底线，而不是因为一元钱和做完全部题目的诱惑力不够。当他们面对更多金钱和更大奖励时。难保不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
 
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Greene和Paxton做了一组脑成像实验．看看受试者在有机会撒谎时，大脑活动有什么特点。人脑靠近前额的部位有几个脑区主管“自我控制”，分别叫做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皮质和腹内侧前额皮质，它们通常在人做困难决定时被（③）。Greene和Paxton想要验证的假说是这样的：当人有机会撒谎并且撒谎比诚实有利时。撒谎就成了一种诱惑，而拒绝这种诱惑的过程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会激活“自我控制”区域。相对地，那些撒谎的人接受了诱惑，“自我控制”区域不用那么努力去做决定，激活的程度就会轻很多。
 
实验结果让两人吃了一惊，跟他们预想的刚好相反。那些“自我控制”区域在坚持诚实的人脑中激活度完全不显著，反而在撒谎的人脑中高度显著。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假说：有没有可能保持诚实是人的一种天性呢?而正因为撒谎违反了这种天性，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做出抉择；保持诚实的人表面上是放弃了可能的利益，但行为和大脑的自然反应没有矛盾，所以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的干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良心不安”这种用来谴责撒谎者的词汇也是有据可依的了。
 
看来，在普罗大众身上，人性也许没那么极端，诚实守信可能和趋利避害一样是天性使然，而不仅仅是道德和环境的外在约束使然。我们爱贪小便宜，但不唯利是图；有机可乘时像Kahn先生那样撒个小谎。并不意味着内心就没有犹豫。也许未来的经济模型中可以有不那么绝对的变量，它们指导的经济政策能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都（④）考虑范围。

4、本文的主旨是：

A、人性的善恶决定了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难度

B、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考虑复杂的人性因素

C、人性不是两极化的

D、经济政策的制定要完全求助于心理学的研究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正，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惟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惟数字是瞻”。

5、第3段旨在说明：

A、简单的数字无法准确量化评估文化产品质量

B、要警惕数字效应对文化产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C、收视率与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等本质相同

D、目前收视率造假的最大驱动力就是商业利益

【参考答案及解析】

1、

第一步，分析文章。文章第一段指出记忆的形成机制和衡量记忆的效果以及何时的记忆更高效都没有定论，第二段指出人体存在状态合适的时间即为记忆相对高效的时间，第三段指出记忆的形成和巩固需要相应结构的配合，并分析了影响记忆力的因素，最后一段指出对记忆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首段提出观点，何时记忆更高效无法判断，接着进行分析，尾段提出记忆研究的意义。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早晨记忆力最好”与作者的观点相悖。
因此，选择A选项。

2、

第一步，分析文章。“唐代‘封驳’的例子”出现在文章第三段，该段首先提出观点：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法治的，并举例说明。然后提出观点“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继而列举了唐代“封驳”的例子。根据行文逻辑可知，举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之前的观点，即为了说明对皇帝是有约束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为文章举唐代“封驳”例子的目的。
因此，选择B选项。

3、

第一步，分析文章。文章开头论述“格雷欣法则”的定义并介绍了“格雷欣法则”的逆转，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当下国际货币应具备的特征，最后落脚到人民币的国际化情况以及作者的相关建议与对策。文章结构为“分—总”，主要论述在货币国际化的情况下，人民币如何去应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主旨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B选项。

4、

第一步，分析文章。第一段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匹配”这一观点，第二至七段通过实验对人性进行论证，最后一段通过“看来”对文段进行总结，强调了“未来的经济模型中可以有不那么绝对的变量，它们指导的经济政策能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都（④）考虑范围”，即政策要考虑人性的善恶。文段为“总—分—总”结构，综合首尾段的内容，文章重点讲述的是政策要考虑人性因素。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重点内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B选项。

5、

第一步，分析文段。材料第三段先介绍背景，讲数字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的唯一标准，接着通过“殊不知”指出了数字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危害，最后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宏观指代本段前半部分内容，并得出作者的观点，即不仅要警惕“惟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惟数字是瞻”。文段结构为“分—总”，主旨句就在最后一句，通过递进的关联词“不仅……更……”强调要警惕文化产业发展受到数字效应的消极影响。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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